[ 重慶人郭大生涉足毛織行業十多年,樺祺針織建廠也已有7年。郭大生回憶說,2001年~2002年是毛織生意最好做的時候,那時候舊廠房4扇大門連日敞開迎客,機器不停軸地轉。而自金融危機后,今年最為慘淡 ]
“你能不能告訴我,今年為什么這樣?”一見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樺祺針織有限公司(下稱“樺祺針織”)的主管郭大生反而先拋出問題,“是因為歐債危機嗎?”如果不是因為今年生意慘淡,郭大生根本沒法把這個從電視里面看來的陌生詞語跟自己聯系在一起。
從開年到現在,“輝煌時期的200多名員工現在只剩下40多個”……說到這些情況,郭大生灰心喪氣。
樺祺針織是東莞大朗鎮3000多家毛織廠的其中一家。這樣企業的感受在大朗鎮并不少見。中小企業的轉型難題現實擺在面前。
比2008年情況更嚴重
東莞大朗有著“中國羊毛衫名鎮”之稱,以大朗為中心的產業集群有8000多家毛織企業,其中大朗鎮就有3000多家,這一數據還不包括幾千家沒有經過工商登記的毛織作坊。
廣東省外經貿廳的數據顯示,每年在大朗集散銷售的毛衣有12億件,60%出口意大利、美國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2011年大朗毛紡織品出口78.23億美元。在東莞大朗,本報記者走訪了四家毛織企業,企業表示今年的生存環境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更嚴峻。
重慶人郭大生涉足毛織行業十多年,樺祺針織建廠也已有7年。郭大生回憶說,2001年~2002年是毛織生意最好做的時候,那時候舊廠房4扇大門連日敞開迎客,機器不停軸地轉。而自金融危機后,今年最為慘淡。
大朗鎮對外經濟貿易局局長傅秩恩對本報記者表示,大朗毛織出口以歐洲市場為主,受整個國際大形勢尤其是歐洲經濟疲軟的影響,企業出口訂單確實存在一定壓力。但今年來說,由于毛織行業的訂單旺季是在6、7月份,所以要在那之后才好判別低迷程度。
沒有生意做,但工人還要養。本報記者在樺祺針織的廠房里看到,有十幾名女工在進行縫盤的操作。
扣除廠租和工人工資后,今年以來,樺祺針織每月都虧損十幾萬。“雖然現在沒有訂單,也不能完全不干活,現在讓工人做一點,希望下半年毛織市場好的時候能拿出來賣。”郭大生說。
在另一家規模較小專做織片(毛織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的工廠,該廠劉老板透露,以前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可以賺三四百,現在只能賺八九十,員工從以前的40多個到現在只有6個。
2010年起,劉老板把辛苦攢下來的錢全都投進去陸陸續續買了20臺國產的電腦機,貴的十幾萬,便宜的也要幾萬塊。他說,現在這些機器一萬塊錢都不知道賣不賣得出去。
盡管比起這些小企業,有著雄厚資本的大公司情況看起來要好得多,但也無法掩蓋他們的經營者們在困境下的深重憂慮。
卓為集團有限公司是大朗鎮毛織業中的龍頭企業,東歐是其主要市場。總經理李文凱介紹,今年的訂單比往年明顯下降,幅度至少有30%,下半年的情況也很不樂觀。
另一家龍頭企業穎祺實業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曾天仁表示,今年訂單預計比往年下降10%。他透露,在上世紀90年代末,外銷毛織產品的毛利還能達到30%甚至50%,現在只有5%~8%,稍有不慎就虧本。
終端市場的低迷牽動著整條產業鏈,毛織廠的上游紗廠的日子過得也十分艱難。一家專賣混紡紗的工廠老板告訴本報記者,今年混紡紗的價格已經回到去年初的水平,棉紗的價格則是一直在跌,物流成本卻居高不下,這名老板透露,一噸混紡紗從浙江運過來要花費600元錢。
浮動的匯率也是外貿企業的心病。曾天仁透露說,外貿行業一般需要3~6個月才能回籠資金,去年有一次,穎祺有一筆款項拖到今年元旦才收,不巧遭遇人民幣升值,公司一下子損失了150萬元。
少數企業的轉型升級
作為廣東省第一批省級外貿轉型升級專業型示范基地,調研、考察的人員,大朗毛織服裝產業基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然而,本報記者實地考察發現,現在火熱的“轉型升級”卻只是少數企業的脫困之路。
正如李文凱所說,這樣嚴峻的形勢促使行業重新洗牌,對大企業來說,是能夠提升一步的好機會,而對于小微企業來講,可就關乎存亡。
面對本報記者“有沒有想過轉型升級?”的提問,郭大生笑了笑說:“大方向是沒錯,但是像我們這種小企業,一沒資金,二沒技術,怎么升級?”
不僅自己難以轉型升級,在有限的市場空間里,大企業市場策略稍一調整,對他們的影響也非常大。樺祺針織以做內銷為主,在大朗的車間里生產,產品運往廣州、深圳、虎門等地銷售。本來去年想轉型做外單,結果就碰到了外貿蕭條,但是現在內銷也這么難做,郭大生充滿疑惑,“你說是不是那些大廠現在不做外單轉成內銷,把我們的生意都搶走了?”
郭大生告訴本報記者,大朗的許多毛織廠是夫妻檔,他們做生意攢了錢就貸款買電腦織機,付了首付后分期付款,一旦哪個月還不上款,就會被鎖機,這樣不能開工,就更沒法還錢。
而加強研發這條路,在郭大生看來也行不通,“現在市場仿版太多,今天你的這個版好賣,三天后滿大街都是。”郭大生說,像他們這種企業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死扛。
東莞市政府對企業轉型升級有不少補貼,其中針對購買電腦織機的補貼政策是,買一臺進口機補貼3000元,一臺國產機補貼2000元。但這種優惠政策對于無力購買機器的中小企業來說,像遠方的風景一樣遙不可及。想要貸款,也沒有固定資產做抵押。
傅秩恩也表示,現階段中小企業確實比較難熬,他打了個比喻說“貧苦的人最容易受到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影響,而家底殷實的人尚能自保。”在“蛋糕”有限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中小企業更難以與大企業競爭。
“但這并不等于放棄中小企業。”傅秩恩說,最近東莞推出的10億元貸款計劃就是專門針對500萬~3000萬規模的中小企業融資,大朗鎮政府在扶持資金有限的情況下,也將幫助當地中小企業享受到市里的優惠。
傅秩恩認為,轉型升級的目標和內容因企業而異,并不需要所有企業扎堆做研發和提高自動化水平,更不提倡沒有資金實力的企業舉債去買數控織機,加強管理模式、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成本等也是轉型升級的內容。
對于大企業來說,購買電腦織機,提高勞動生產率;開拓國內市場,培育自己的品牌,提升產品的附加值,都是轉型升級的可行方向。
李文凱認識到,單靠貼牌加工,情況還將繼續嚴峻下去。因此他們從加強研發做起,從以前只有一兩個版提供,到現在有十幾個款可供客戶選擇,從而掌握了定價權。卓為集團還計劃在廣州設立服飾公司,培育設計師和品牌營銷團隊,以不斷擴大內銷,盡最大的可能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
此外,卓為集團還在籌劃組建一個100人的電子商務團隊。李文凱透露,研發設計和終端銷售將是他今后重點抓的兩個環節,而中間的加工制造則將縮小,目前工人從以前500人的規模縮減到了100人左右,訂單也是盡量外包給專業的代工廠。
同為大朗毛織龍頭企業的穎祺則還是將重點放在生產環節。曾天仁告訴本報記者,穎祺有一千臺電腦織機,光這部分的資產投入就達到3個多億,拋棄這行另起爐灶非常不容易。
這位曾經擔任過福建某市官員有他的堅持,他說,孩子生了,就必須養活它、養大它,即使這是一個“好看不中用,辛苦不掙錢”的行業。穎祺在廣西開了4個分廠,目前還沒有遭遇水土不服的情況,用工的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經過幾年經濟危機的洗禮,大多企業對轉型升級的態度由觀望和懷疑變得更有信心、更明確。但是,轉型升級是一件比較復雜的事情,企業本身需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政府只能從整個行業的角度進行引導和提供服務,無法具體到每一個企業的情況。”傅秩恩說。
傅秩恩表示,為了優化大朗毛織產業結構,政府需要扶持幾家有條件和實力的“龍頭企業”做大做強;而大企業做大做強后反過來也會對中小企業有促進作用,大企業提高研發比例后,可以把之前一部分生產制造的訂單轉移到中小企業手中,大企業引進數控織機也會促使多余的勞動力流向中小企業。
轉型尚未成功
“轉型容易,升級難”,曾天仁如是感慨。
穎祺公司下屬的“穎和祺”品牌已有5年歷史,早在2007年就獲得了“廣東省名牌產品”的稱號,但真正發力做品牌卻是從去年開始。“做品牌,要先考慮自己的承受力”。
曾天仁表示,現在穎祺在品牌專賣店上就投入了好幾千萬,仍處于“燒錢”階段,他希望再過3年,在品牌上面能夠實現收支平衡。
另外一家走上品牌之路的是卓為。李文凱的設想是,先進軍國內的批發市場,然后再做終端,開專賣店。去年一年,他都是為做品牌進行籌備,去各地進行實地考察。目前在經營品牌方面已經投下去七八百萬,李文凱很清楚,“至少頭五年都是在養品牌”。
目前毛織企業蕭條,這兩家企業都通過在其他產業的投資來支持在毛織業方面的巨大投入,卓為集團有自己的房地產業,穎祺也在金融領域和酒店業有自己的投資。但他們的共識是,不能放棄毛織這個主業。
李文凱的困擾還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企業環境變化下管理方式的新挑戰。李文凱說,以前的工人都是六七十年代人,現在都是“80后”、“90后”,這些新生代工人上班都戴著兩個耳機聽音樂,頭發染得黃黃的,個性強,對福利要求更高。這個變化就要求企業有更包容的管理模式,也要有提供更好福利的能力。
讓李文凱發愁的是,優秀的人才不愿意來到大朗這個地方。因此,他想方設法吸引人才,就在記者采訪的當天上午,李文凱還去東莞市政府見了市委書記徐建華,商量在大朗建設毛織人才公寓的事情。而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每年勞動力都在遞減,熟練的技術工越來越難招。
傅秩恩向本報記者透露,為吸引優秀人才,大朗最近與東莞高新科技產業園區松山湖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爭取在居住環境與工作環境上與松山湖一體化,以較低的生活成本和較高的生活質量招攬人才。
對市場的把握,也是他們犯愁的事情。曾天仁說,目前國內的消費差異很大,一件衣服可以賣二三十,也可以賣兩三千,消費者的購買導向讓廠家很困惑,是走低端路線,贏大眾市場,還是做附加值高的產品,博小眾消費群體的青睞?稍有不慎就將失去市場。
而從2007年東莞正式確立“經濟社會雙轉型戰略”至今,產業轉型升級已進行了5年。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高級研究員彭澎用“革命尚未成功”來評價5年來東莞轉型升級的成效。
彭澎認為,最近東莞出口壓力很大,經濟增長速度排得比較靠后,說明東莞還沒走出陣痛期,雖然宣稱用經濟減速的代價換得下一輪高速發展的空間,但能否實現至今還沒看到很清晰的圖景。
“東莞外向型的經濟特點使其主要靠加工賺取利潤,缺乏自主品牌,因此在本輪經濟危機中受沖擊比較大。”彭澎說,“反觀佛山順德,因為實行與東莞不同的發展模式,以本土企業為主,根植性較強,企業內外需兼修,既有出口,也有國內市場支撐,因此在金融危機影響下的出口減速少很多。雖然東莞經濟規模比順德大,但后勁存在一定問題。”
另外,彭澎在調研東莞石龍(始興)產業轉移園時發現,當地轉移出去的產業并不多,政府“騰籠換鳥”的方法仍然有限;而企業在轉型升級時需要一些專業機構的支持,政府在幫扶這一塊還是不盡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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